报告。四大时装周期间，他还得飞往欧洲现场看样，向买手们下达商品调整单。有一年圣诞节，公司搞派对，老板喝多了酒，当着员工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个人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存亡。老板没有说出那几个员工的名字，但大家都心照不宣，戴有高是其中之一。不过，戴有高从不夸大自己在公司里的作用，他理智地认为，他这样的商品赏金猎人不过是人力资源部门配置中的一枚棋子，在技术时代里不难复制，只是公司和他彼此找到了合适的对方而已。
这个周末，戴有高刚从欧洲回来，他发现整座宿舍楼里人都走光了。之前公司抢春季档抢得硝烟弥漫，连续八周没有休假，这一周才放员工们休了两天，同部门的老丁和小佟昨天一下班就走了，连宿舍都没有回。戴有高在宿舍里走来走去，然后站下来朝镜子里看。镜子里的他头发蓬松，脸颊深陷，颧骨上有一抹可疑的红晕，看上去像19世纪彼得堡那些患上了痨病的诗人。在国外奔波了四十多天，难得遇上一个周末，可以休息也可以杀人，戴有高却像一只试验鼠似的在宿舍里走来走去，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他决定干点什么。他决定去看看李爱，顺便看望一下他的房子。
戴有高有四个多月没有见到李爱了。李爱是戴有高的前妻，房子是他的房子。李爱26岁，比戴有高小7岁，他俩有过三年混沌的同居生活，两年茫然的婚姻生活，最终以分手结束了这段关系。戴有高是客家土著，父母是西涌人，深圳建市时家里押地成了地主，以后父亲忙着盖房收租子，母亲当上了公务员，父母俩联手打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戴有高和很多土著家庭的孩子一样，从生下来到长大基本上都守在这座城市里，深圳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深圳工作。李爱不同，李爱是湖南人，在一家私募基金做投资分析员，她来深圳时间晚，政府的廉租房排不上号，以她的收入在深圳根本供不起房，他俩共同生活时，一直住在戴有高的房子里。戴有高的房子在华侨城，是戴有高的婚前财产，他父母出国前留给他的；房子不大，两间带双露台，靠近著名的天鹅湖湿地，环境优美，住着相当舒服。它证明戴有高的父母不爱他们的出身国，但还是爱戴有高的。两人分手的时候李爱没处可去，提出暂时借住一段时间，等找到房子再搬走。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戴有高在公司是高级员工，有一间带厨卫的专用宿舍，如果不满意，凭借不菲的薪酬他能支付一线区域内任何一套两居室的首付，就为这个，他也应该答应前妻的请求。一想到离婚后能前嫌尽释照料前妻，就像照顾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戴有高就有一种特别的慰藉，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
戴有高回到华侨城，用钥匙开了门，他和李爱都吓了一跳。李爱基本上光着身子，香汗吁吁的倒插在一张瑜伽毯上练蚂蚱式，埋怨戴有高不该不摁门铃就往屋里闯，问戴有高来干什么。戴有高不喜欢李爱警惕的表情和口气，好像她忘了这是他的房子，他有权随时回来，她光着身子并不能改变他对私产随时监管的事实。再说他俩虽然离了婚，但他的东西全在这里，他和它们没离，至少他可以回来拿几条换洗底裤吧。
李爱有点不高兴地从瑜伽毯上爬起来，一边脱下练功服去盥洗室冲凉，一边毫不客气地要戴有高走之前把钥匙留下来。
戴有高没有和李爱计较。他困惑地站在客厅里朝四下看，那个样子就像他在找一张床，他打算现在睡上去，到明年这个时候再醒过来。但他不是在找床，而是在打量屋子。这是他的房子，法律上是，借给前妻李爱住，但他怎么都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李爱性格上大大咧咧，不喜欢做家务，他俩一块儿过的时候家里乱糟糟的，到处堆放着等待处理的垃圾，这对讲究品质生活的戴有高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折磨，他俩没少为这个吵架。现在不一样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整洁得像天使的住处，和戴有高半年前搬去公司宿舍时完全两样，好像在他离开以后，李爱立刻变成了一个田螺姑娘，她就是为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这也就罢了，最让戴有高不能接受的是屋里的家具全都换了，原来那套自己喜欢的苏格兰湿地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小清新的“宜家”。戴有高是奢侈品营销人，但并非品牌崇拜者，他个人的生活持简约主义，有那么一点点理性控制下的轻奢，他不反对时尚主张下的心理干预。比如李爱因为治疗情殇需要经历一次浪子回头的洗礼，但他决不接受刻意的生活置换——有时候凤凰浴火后不但没能脱俗，反而越发显得平庸，就像他现在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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