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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张希武说。
由于栖息地成为“生态孤岛”，野生动物在被分割为互不相连的保护区内，形成一个个孤立的小种群，迁移、繁衍、基因交换受到制约。以大熊猫为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栖息地受工程建设和人为活动割裂，全国野外大熊猫形成多个相互隔离的种群，部分小种群由于基因交流受阻而灭绝。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有水电站319个、矿山479处、景区25个、道路总里程1339公里、高压输电线268.7公里、常住人口50人以上的居住区984个。虽然全国野生大熊猫按山系划分为六大种群，但栖息地被隔离成33个板块，相应地形成33个局域种群。
“珍稀物种保护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的破碎化。对14个物种的分析评估表明，34.69%的物种受到栖息地被干扰、破坏、被分割、退化等威胁，明显高于这些野生动物的食源干扰、水源干扰、人为直接干扰和大型建设干扰等威胁因素。很多野生动物无法在农业生产区域内生存，作为野生动植物最后避难所的自然保护区，仍受人类活动侵扰。”张希武强烈呼吁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我国大量物种处于稀有或濒危状况。有44%的野生动物种群呈下降趋势，高等野生植物种群有15%至20%处于濒危状态，高于世界平均值。”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总工程师严旬说。他向记者透露：我国现有2140种野生动植物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我国现有的脊椎动物中有900多种生存受到威胁，高等植物中有3700多种生存受到威胁。
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行动
保护野生动物普遍受到了国际上的政治家、科学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如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等多个公约，把保护野生动物提升到全球战略；2010年圣彼得堡召开了老虎保护峰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2年6月20—22日，巴西）通过了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发布的《2014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仅在过去40年间，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物种灭绝速度已超过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对生物多样性威胁最大的是工业化和资源开发导致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作为野生动植物的最后避难所，自然保护区在工业化大潮中坚持着。
在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过程中，我国先后制订实施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五年来，会同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先后开展了“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专项行动”、“天网行动”、“利剑行动”等一系列全国性专项打击行动，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破获重特大野生动物刑事案件1258起。从2013年开始倡导发起了三次多国联合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眼镜蛇行动”，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张希武说。
目前，我国的大量物种处于稀有或濒危状况，有44%的野生动物种群呈下降趋势，高等野生植物种有15—20%处于濒危状态，高于世界平均值。我国现有2140种野生动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我国现有脊椎动物中有900多种生存受到威胁，高等植物中有3700多种生存受到威胁。
导致我国大量物种濒危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濒危物种种类多、分布范围广，且大多处于偏远落后地区。“最理想的办法是将居民全部从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出，但仅现有自然保护区总面积就高达147万平方公里，依赖移民搬迁显然不现实。”张希武说。
有鉴于此，野生动植物日常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然而，基层力量薄弱，技术手段落后，投入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许多地市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内没有设立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机构，基层保护机构和管护队伍人力严重不足，招不来、留不住专业技术人才，自然保护管理水平与承担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
另一短板则是立法滞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发布于1988年，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副司长王维胜说。具体表现为：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强制保护力度不够；对部分破坏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行为，缺乏惩处规定或惩处力度不够；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不明确；不少物种已下降到濒危程度，却还未能及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
张希武表示，《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加紧修订，《野生动物保护“十三五”规划和重点建设工程规划》也处于加紧编制过程中。按中央部署，国家林业局将整合设立一批野生动物类型国家公园，去年已开展大熊猫、亚洲象、东北虎豹、藏羚羊4个重点物种的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国家林业局已会同国家发改委，在全国9个试点省份开展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目前，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已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