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创新主体都承载着思维传统，从而影响其创新活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直观综合基础上强调整体统一的特征，有助于人们从总体的高度把握世界；推崇直觉体验的特征，对促进新思想产生有重要意义；注重事物矛盾辩证发展的特征，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形成科学的认识。同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直觉的思维方法导致了逻辑思维不发达、科学精神欠缺；重“同”不重“异”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默守陈规的保守心理扼杀了思维活力和创造力；由于过分强调主体性而缺乏探索自然的精神。
关键词：自主创新；思维方式；思维传统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5-0066-05
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需要创新主体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传统思维方式的优良品质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其封闭保守、漠视个性、忽视理性等诸多弱点又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此，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与不足，理解其对创新活动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可以启示我们如何以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自主创新活动。
一、自主创新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
自主创新是与接受创新或他主创新相对应的创新方式，它以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群体或企业及其科研人员为主体，着重的是主体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达到创新目的，创新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是突破旧的经验模式、思维定式所形成的成果。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自主创新的内涵，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人在思维指导下从事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创新活动与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思维方式中，思维传统是其构成要素。
所谓思维传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全部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心理、社会风尚、民族习惯，内化于思维中的长期沉淀的结果。世界上各个民族，由于所处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往往从不同的视角认识客观世界和自身，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并经过长期作用的积累和世代相传，以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民族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评价是非、指导实践的参照系。因此，鲜明的民族性是思维方式所具有的重要特征。
人的创新性实践方式决定了人的创新性思维方式的产生，实践的创新和理论的创新大大拓展了人的自主创新的对象和范围，从而为最终实现自主创新做好准备。同时，任何创新主体都承载着思维传统，思维传统既是以往历史积累的产物，也对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即使时代与环境发生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力量并不会消失，仍然会在人的头脑中留存，使人们常常从习惯性的思维角度、思维线索、思维框架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去思考问题。因此，任何从事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承载着思维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作用，从而影响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特征是在直观综合基础上强调整体统一，这种整体观力求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整体功能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有助于人们从总体的高度把握世界。这种朴素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符合当今科学的发展潮流，现代自然科学在经过了几百年还原分析的精确思维时代之后，又出现了整体化的趋势，思维和科学又在向确定和不确定、精确和模糊相统一的整体综合化系统思维模式发展。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系统论的重要思想原则，都可以在中国古代整体性的哲学思辨中找到惊人的相同之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人伦道德观念上，使中国人民具有突出的集体观念、稳定的家庭观念和自觉的家庭责任感，尊老爱幼的家庭义务观念根深蒂固。尽管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封建专制紧密相连，但是在现代社会，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经过现代性转换，同样有利于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科研合作与团队精神的成长。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思维特征是推崇直觉体验，这一特征对避免思维的程式化、凝固化，促进新思想产生有重要意义。在认识方法上，西方的思维方式以个体性、个别性为认识起点，从局部到整体，从经验入手，经过判断推理，达到对总体的认识，而中国传统思维把直觉视为高于感性知觉和理论思辨的一种认识方式。直觉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能起到逻辑思维起不到的作用，是逻辑思维所不能替代的。它能够有效地避免认识的程式化和概念的凝固化，给思维发挥想象的余地。在理性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有时需要与旧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新观点，这时直觉就可以发挥其突破惯常思维局限，启发崭新理解的特有作用；避免了西方思维过分拘泥于理性思辨，因而难免显得死板、缺乏理论的机敏与灵活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凝炼了思维过程，比抽象思维更直接、更简洁、更能激发思维主体的热情与想象；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的束缚，创立新的理论。直觉的蕴含性、灵活性的特点，越来越受到现代思维科学的重视，被认为是发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思维特征是注重事物矛盾的辩证发展。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要注意所研究对象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这种思维特征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客观世界，形成科学的认识。它从对世界整体性思维出发，着眼于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从对这种关系的直觉体验中，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朴素的、经验的辩证观。随着历代思想家的发挥、诠释，这种辩证观变得十分丰富并形成传统，许多天才猜测通过精彩的论述，表达了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更重要的是，辩证地看待世界，铸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辩证法特点，特别侧重也特别擅长于描述自然界的辩证存在状况和发展过程，并揭示反映这类状态和过程本质的某些科学原理，是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一大优势。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能够比较灵活而有弹性地判断自然界的客观属性，较好地把握事物的内外矛盾和转换过程，因而提出了许多当时最为接近科学认识的见解。
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自主创新的负面影响
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一样，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既有其不容忽视的优点，也有其不可讳言的缺陷；它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包袱；它既对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又是造成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对其积极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的同时，对它的不足及其对自主创新的负面影响，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整体直觉的思维方法，导致了逻辑思维不发达、科学精神欠缺。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因而造成思维的模糊和不严密，这是中国整体直觉思维的明显弱点。
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于用箴言的形式直取事物的本质、把握变动的契机、点明运用的关键。论著文字多半是格言式的论断组合，十分简约。概念内涵深不可测，外延无边无界。诸如“仁”、“诚”、“道”、“体”等范畴，概念明显多义、似是而非、无比神秘。经常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在一部著作的同一章节中，表示不同含义，而又不加以必要而适当的解释。只讲“微言大义”，缺乏概念的明晰性、确定性，造成后人解释起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论证命题时，则多以牵强的比附代替严密的推理程序，固然生动，但其不严密的弱点十分明显。
直观的整体思维方式，“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1］。由于忽视了对个别的应有重视，思维没有向细节、形式化、定量方面发展，分析方法不发达，从而在经验科学上不求甚解，在认识论领域中堵塞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导致的直接现实后果是中国近代科学的落伍。
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医学、天文历法、数学都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大发明更堪称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它们却作为传统技艺长期停留在经验水平，如：汉唐时期，我国就在工程建筑方面遥居世界之先，但却没有力学；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察，但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并不系统；有关于哈雷彗星最早最多的观察记载，但计算出哈雷彗星的速度、轨道和76年周期的，却是哈雷和牛顿。
直觉只有在理性思维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缺乏严密形式化思维的特点，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带来笼统、武断猜测等不科学成分；重“悟”不重论证的习惯，导致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不发达，一直停留在类比性思维和经验性思维上，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缺乏进取和开拓精神，从而大大限制了中国思维方式的发展和深化。
总之，过分看重直觉、严重缺乏逻辑分析，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证科学，从而在理论科学、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西方的最根本的思想原因。
其次，重“同”不重“异”，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论述虽然丰富多彩，但其中的缺陷使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与西方重矛盾对立的特点不同，中国哲学更注重对立面的调和、同一，并以此作为矛盾关系的终点。片面追求对立面的和谐统一，导致缺乏真正的动态观念。
中国哲学讲“阴阳一体”，虽不否认对立，但比较强调统一的方面；西方哲学讲“神凡两分”，虽不否认统一的方面，但比较重视对立。这种差别恰好表现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儒家经典《中庸》里，孔子的“和为贵”、“扣其两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被提到“天下之达道”的高度。从此之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升高，“致中和”的特征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愈益突出。
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却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其光，同其尘”主张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
这种特征在中国传统的科学、艺术等领域均有体现。如：中国传统的气功学认为，“元气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谓气功治病就是将被阻断的元气接通；中国传统绘画讲究“气韵生动”，其依据也是这种和谐统一的思想；至于中国戏剧常用的“大团圆”结局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总之，中国传统思维在对矛盾关系的理解上，往往以统一、和解、矛盾的调和为终点，追求和谐、注重统一，而不注重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和斗争，强调矛盾的相承相应、相辅相成、相通相合的互补关系，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
这种强调整体各部分的和谐与统一，尚同不重异的思维方式，其消极性是十分明显的。从理论上看，片面夸大矛盾的和谐与统一，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正确途径，最终必然是取消矛盾，从而走向辩证法的反面；从社会作用看，它直接导致扼杀不同言论、舆论一律、权威崇拜、形成唯圣思想的恶劣后果。同西方开放的、多元的、发散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是封闭的、一元的、收敛的，最后收敛到一个点——维护君权至上。在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下，全国定于一尊，强调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把民主性的政治力量统统视为异端；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以儒家经典是非为是非的“经学时代”，圣人观念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六经包括了全部真理，是论证的大前提，言必称“子曰”、“诗云”。许多学者把一生的精力与才智用在为六经作传疏上，即使如《神农本草经》、《九章算数》这样的自然科学著述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经注的形式；在将不同意见视为异端邪说的不宽容态度下，即使如王夫之、戴震这样的具有独到见解的进步思想家，也不敢脱离古代经典去从事独立的发挥，要么以对古代经典的推衍引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王夫之《周易外传》），要么借阐述孟子学说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在这种思想发展的严酷禁锢中，创造性思维必将受到严重束缚，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近现代，表现为新的权威崇拜，即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条化，只能注释，不能怀疑，不能发展，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创新成果越来越少。
再次，默守陈规的保守心理扼杀了思维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变易思维传统，从先秦以来有影响的思想家，几乎都具有变易观。但在中国哲学中，事物发展变化的状况往往被理解成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大循环。如孟子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五百年循环一次的过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用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胜的大循环说明社会历史的变化；汉代董仲舒的“三统”、“三正”、“文质”说、阴阳气运行；以及人由气而生、死而又复还为气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久必治、治久必乱的社会政治观点，都表现了循环论的思维方式。
这种循环观点直接作用和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对传统的怀疑、批判和超越相反，中国历代思想家以经传注疏的学术方法，以“援引在前，附述在后”的学术态度，注重于传统的继承、模仿和再造。孔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分崇拜，自称“述而不作”，孟子以继承孔子之正统而标榜，唐代韩愈更以“道统”说，将儒家传道系统表述的十分明确。
这种状况，一方面使中国文化具有前后相继的亲和力和稳定性，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持和发扬；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只忙于把圣人先哲们的思想应用于实际生活，无暇问津于理论的创新与重构，长期沿袭传统模式，从而形成了默守历史陈规的思维习惯和尊崇圣者贤人、唯上唯书、陈腐僵化的保守心理，扼杀了思维活力和创造力，阉割了创新求异的精神，极大地限制了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强烈的封闭性、保守性，对整个民族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起了很大的销蚀作用。在历史上，中国人缺乏探险和冒险的创业精神，特别是有些人由因循守旧和满足现状一直演化为苟且偷安和逆来顺受，不能不说和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最后，过分强调主体性，缺乏探索自然的精神，这种价值取向导致了自然科学的不发达。
主体化的倾向走向极端，发展到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中国思想家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然化；不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反思，而是在经验直观、甚至超感觉的神秘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自身，从主体原则出发建构万事万物。这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虽然在个人身心修养和社会治理上取得某些成功，却以此忽视了对外物的征服和改造。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关注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对形而上之“道”的强烈、执着的追求，冲淡以至遗忘了对形而下之“器”的探索；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关系领域，一切以政治、道德为中心，只重人伦，伦理学压倒了对自然的探索，导致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缺乏；以封建伦理为思维核心的政治伦理本位观念从总体上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结构，导致了那些不能给王朝政治统治带来直接利益的关于自然的学科以及数学、逻辑学的异常羸弱。“止于至善”使人们探索自然的精神、兴趣的淡泊，创造精神萎缩，思维的视野局限于道德精神领域，一味追求符合社会理想的完善人格。在中国古代，所谓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纯知识，而是学礼、学道、学诗、学文、学易，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条和处事之学。纲常伦理、典章制度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看作是最重要的知识，远比自然科学重要，医学、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充其量不过是“雕虫小技”。“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家思想传统，便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这种伦理中心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排斥，到清代竟发展为视现代科技为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更可怕的是，一切以政治道德为中心的思维习惯，导致历史上的学术之争多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彩，极大地遏制了科学的健康发展，最终导致了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可悲局面。
四、结 语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有效进行自主创新活动的必然要求。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影响创新精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依赖于社会存在，受制于客观物质条件。同时，创新精神又表现为一种思维活动，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思维方式的科学与否直接制约着人们的创新能力，影响着创新精神的发挥，关系到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成果。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创新精神的影响，充分肯定其对创新的积极作用，继承这一优秀遗产，从而活跃创新精神、加快创新步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