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瑗是与南宋思想家朱熹齐名的宋代杰出教育家，其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胡瑗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活动导学”的教育主张，但是，他身体力行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无不闪烁着“活动导学”的思想光芒，至今依然焕发着蓬勃生机，值得我们发掘、继承与弘扬。
关键词：胡瑗 教育思想 伟大实践 活动导学
胡瑗，字翼之，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泰州海陵（今江苏省如皋市）宁海乡的胡家庄。因其祖籍陕西安定堡（今陕西省子长县），所以，后世学者“溯其源”，均尊称他为“安定先生”。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六月初六，胡瑗在杭州与世长辞，享年67岁。1060年十月初五，胡瑗由其长子胡志康扶灵回到曾经教学多年的湖州，被安葬于乌程县南方十四里的何山。胡瑗的三子胡志正携带胡瑗的衣冠归葬于胡家庄。胡瑗的衣冠冢就在他的父亲胡讷坟墓的左边，世称“安定坟”。
金林祥将胡瑗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生到42岁（993～1034年）”，其主要活动为“专心攻读儒家‘五经’，并离家在泰山整整苦读10年，后以经术教授吴中”。第二阶段“从43岁到59岁（1035～1051年）”，其主要活动为“先后担任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教授，创立分斋教学制度，两次入朝议论古乐”。第三阶段“从60岁到67岁（1052～1059年）”，胡瑗一直在中央太学执教，并先后担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等职。这一阶段是“胡瑗一生教育活动的高潮”。
纵观胡瑗一生的活动可见，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教学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世致用的栋梁之才，如范纯祐、范纯仁、孙觉、孙览、滕元发、田述古、陈敏、钱公辅、钱藻、张坚、张巨等，有的是经国济世的政治人才，有的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人才，有的是文采风流的艺术人才，都是胡瑗在苏州郡学时培养出来的；刘彝、陈高、潘及甫、吴孜、倪天隐、莫表深、游烈、江致一、周颖等，或才华横溢，或文武双全，或能言善辩，或著书立说，都是胡瑗在湖州州学时培养出来的；程颐、徐唐、赵君锡、安焘、陈贻范、饶子仪、王观、吕希哲、吕希纯等，都是胡瑗主持中央太学时培养出来的。所以，欧阳修由衷地感叹道：“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
胡瑗是一位躬行实践、成就卓著、誉满宋朝、惠及后世的大教育家，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当代人的尊敬与后世人的景仰。宋神宗、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刘民悦、程敏政、朱熹、文天祥等圣贤名家，无不对胡瑗推崇备至，敬仰有加，称颂胡瑗为“苏胡领袖”“东南模范”“天下豪杰魁”“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王安石将胡瑗与孔孟相提并论：“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世，非若孔孟之远也，闻荐绅先生所称述，又详于书，不待见而后知其人也。”欧阳修对胡瑗一生的教育业绩，以及其对宋代教育的巨大贡献与深远影响，予以高度评价：“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对于胡瑗在儒学文化创新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范仲淹给出了全面精辟的评价：“天地储精，山川毓秀。孔孟衣钵，苏湖领袖。道学正传，体用善诱。雅饬化风，泽流于后。”颜元更是对胡瑗钦佩不已，发出了“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的由衷慨叹，呼吁儒者士人应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张謇创办我国首家师范学校（现南通师范）时，就殷切希望跨进校门的每一位学生自觉以胡瑗为楷模：“昔胡安定弟子，散而之四方，见者不问知其人为胡瑗安定弟子。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而知其所指为胡安定。而我校诸生毕业后所至，能有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之精神，是人人一望而知为是从通州师范学校来者，则下走所深望也！”朱德熙在为徐建平主编的《胡瑗》一书所作的序中则明确指出：“胡瑗是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于一身的一代宗师，是开宋世学术先河的杰出人物，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自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起，朝廷明令将胡瑗“名列先贤”，称之为“先儒胡子”，并塑立像尊，“从祀孔庙”，在孔庙里被供奉和祭祖。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先贤胡氏瑗之位”至今仍然与韩愈、诸葛亮、朱熹等先贤的牌位并列一起。胡瑗的名字不仅被列入了《辞海》《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等，而且被列入了世界著名教育家的行列，享有极高的声誉。由上可见，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座丰碑，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胡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全力献身于教育教学，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可以总括为“明体达用”“经实并重”；其教学实践伟大笃实，主要表现为教学方法灵活合宜。苗春德将胡瑗的教学方法概括为9种：1.分斋教学法；2.因材施教法；3.讲授教学法；4.商讨教学法；5.游学考察法；6.直观教学法；7.娱乐教学法；8.激励教学法；9.言传身教法。
潘洪建认为：“在南宋末年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教育思潮、功利教育思潮背景下，以胡瑗与颜元为代表，他们不再将活动学习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道德教育领域，而将活动学习与实际知识结合，大大突破了活动学习的实施范围。他们不仅自觉表述了活动学习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实践探索，在我国活动学习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对此，我深有同感，因为胡瑗确实非常注意并善于引领学生进行各种实践活动，让他们在实践活动中体验知识、增长才干、提升能力。活动学习中的“活动”，特指那些“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的相对独立的实践性主体学习与发展活动”，具有自主、实践、探索等显著特征，而且“指向特定情境中特定问题的解决或任务的完成”，如语文教学中的观看课文插图、观赏与文本相关的影视片段，进行专题讨论、演讲比赛、角色表演、作品展示，课外搜集资料、制作手抄报、参观访问，等等。但我觉得，胡瑗更为注重在“导”字上下功夫、做改革、搞创新。所以，从教师的视界出发，将胡瑗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總括为“活动导学”更为恰当。我以为，虽然胡瑗并没有明确提出“活动导学”的教育主张，但其毕生致力的伟大教育教学实践，无不彰显、迸射出“活动导学”的思想光芒。
一、胡瑗“活动导学”的灵魂——明体达用，经实并重
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挤进仕途，享受俸禄。于是，一般士人都是“考什么就学什么”，崇尚“讲究声律浮华的词藻”。在这样的大背景、大趋势下，“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学校就成了准备科举的场所。到了北宋初年，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愈发严重。结果，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往往不能在安邦治国、润泽百姓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甚至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
胡瑗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大胆地从历史的角度指出汉唐以来注重科举、轻忽办学的弊端：“汉之士则党同门妒道真。唐之文则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则于教化固可知矣。国初承五代之乱，祖宗留意庠序之事，而士犹弊于俗学。”自宋以来，“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为了切实改变取士不以“体用为本”所导致的士人“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的学风，胡瑗提出了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主张。所谓“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孔子之道，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道德思想；二是一切善言善行。依据是胡瑗在给学生讲授《论语》时说过这样的话：“非止闻夫子之道，凡闻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所谓“明体”，也就是认真学习、潜心研究、真正理解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其他一切值得学习的思想品质、行为准则等。所谓“达用”，指不仅要学习研究让自己“明体”，而且要遵守、贯彻所明之“体”，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用王灿明的话来讲，就是在“明体”的基础上，将所学的儒家经义、嘉言善行等运用于实践，做到学以致用，“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成为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的有用人才。
胡瑗不仅竭力主张“明体达用”，而且积极倡导“经实并重”，授予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专门知识，训练他们实实在在的专业技能。为此，胡瑗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将原来只学儒家经典改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前者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的学生，重点授讲经义，努力将他们培养成政治人才；后者对要求“治道”的学生，重点授以管理、兵战、文艺、水利、算数等实用知识，使他们能够“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能使其学实而可用”，成为既懂得儒家经义、又具有某一方面专长的实用型人才。精通经学的顾临、朱临、翁仲通、杜汝霖等，善于率兵、屡立战功的卢秉、苗授等，擅长治水的刘彝等，都是胡瑗的学生。总之，“湖学多秀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
二、胡瑗“活动导学”的前提——以身先之，立己化人
俗话说，打铁必须自身硬。胡瑗深谙此道，无论是在做人、管理、教学，还是在艺术、体育、游历等方方面面，无不做到了时时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此要求、影响、感染、引领学生，亦即以人格影响人格，以学习促进学习，以活动助推活动……胡瑗认为，教师必须“果决其行，而力学、审思、强问、笃行，使其性明志通，又且养育其德，以修其志，使其道之大成，至于圣贤而后已，然后发其所畜，以教化于人也”。
胡瑗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则近乎严苛。胡瑗在苏州郡学、湖州州学教授时，“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有些学生朗读课文或发表见解时，嘴巴总是张不大，喉咙总是放不开，发音支支吾吾，吐词模糊不清。胡瑗便榜样示范，日常生活中、课堂教学时，说话、讲课总是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再苦再累也毫不含糊。《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记载道：“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胡瑗的绘图能力亦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礼记》《仪礼》《周礼》这“三礼”中的礼仪、器物等，当时已经近乎绝迹。胡瑗就精心地将它们一一绘制成图像，悬挂在讲堂之上，让学生“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这样，学生就轻松地知道了它们的形状，清楚地理解、掌握了古代的礼制。如果胡瑗没有超强的绘画技能，那么，任凭胡瑗怎样口若悬河地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对“三礼”中的礼仪、礼制等，也就只能是云里雾里、糊里糊涂了。其实，学生从胡瑗“绘图助讲”这件事情中，读懂的又岂止是礼仪、礼制，还有胡瑗教育教学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技艺精湛、讲究实效、追求完美，等等。而所有的这些，自然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感化着学生，促进他们自觉学习、不断发展。胡瑗对音乐也颇有研究，雅乐歌诗等无所不精，曾先后数次应召入京参与朝廷议乐、铸造古乐器，并撰写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皇祐新乐图记》等音乐专著。所以，在太学时，每逢考试一结束，胡瑗才能够“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
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胡瑗不仅是一代杰出的经师，而且是一代伟大的人师；既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躬亲践行的实干家。其方方面面、时时处处以身先之，立己化人，无疑是他教育教学获得卓著成效的先决条件。所以，欧阳修由衷赞叹道：“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言而信，为道久而尊。”
三、胡瑗“活动导学”的核心——按需分科，因材施教
为了落实“明体达用”的育人目标和“经实并重”的教育主张，胡瑗先后在苏州郡学、湖州州学大胆首创并认真实施、逐步完善了分斋教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湖教学模式，史称“苏湖教法”。“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是随着“苏湖教法”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而不断完善的。
胡瑗实施分斋教学既“分斋”又“分科”，且分科均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实际需要。胡瑗“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所谓‘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由上可见，斋内分设了很多不同的学科，每一位学生都要选择其中一门作为必修科目，选择其他一门作为选修科目，做到“必修”“选修”相结合。值得称道的是，“分科”一不是由教师一锤定音，二不是将学生一分了之，三不是让他们分之不变，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志向、发展状况等个体差异、内心需求等进行，并可以适时调整。简言之，胡瑗进行活动导学的过程是动态的，是按需分科、因材施教的。用現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以生为本”“以学定教”。胡瑗一定知道，“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所以，他灵活采用不同的“尺子”，都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学生的内在需求。
需要说明和强调的是，胡瑗施教不仅“因”教学的对象——学生这一“材”，而且“因”教学的内容——课本这一“材”。“三礼”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等，“黜其于古无考而益其未见者”。对于这种文字和口头都难以表达、又实在找不到实物可供学生观察的教学内容，胡瑗知道，即使花再多的时间、精力，讲得再多、再好，学生也不易准确理解。怎么办？胡瑗就将它们绘制成图像，悬挂在讲堂之上，使学生“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儒家经义中的很多内容含义深刻，晦涩难解，胡瑗往往将自己的独特见解渗透其中，或巧妙地加以延伸，或拓展典型的事例。胡瑗讲授孔子关于“政者正也”的深刻内涵时，是这样予以阐明的：“故一门之中得其中，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朝廷之内得其中，则君义、臣忠，四海无淫朋之人，一乡一党则无遗亲，此皇极之道大行也。”胡瑗还善于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深奥抽象的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使学生兴趣盎然，茅塞顿开。有一次，胡瑗讲解《易经》中的“小畜一卦”，解释“畜，止也，以刚止君也”时，学生们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胡瑗就给他们讲了《赵匡胤纳谏》的故事：当年宋太祖命令赵普挑选一位谏臣，赵普欣然应命。赵普精心挑选了一位能够胜任诤谏的大臣，可连续推荐了两次，宋太祖都不满意。第三次，赵普仍然推荐这位大臣。宋太祖终于明白了赵普的良苦用心，高兴地接受了赵普的推荐。
四、胡瑗“活动导学”的关键——组织商讨，鼓励新解
“商讨”即商量讨论，意味着参与商讨的成员必须围绕某些问题或专题，互相讨论并交换意见。教师要组织学生商讨，必须从“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坛”上走下来，与学生平等对话，促进互动——由教师的单方独白趋向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材、学生与课本的多维的、立体的互动，才能够在活动中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情感沟通、思想交融、智慧生成、快乐共享的目的。
胡瑗无疑是善于运用商讨教学法的典范，请看《安定言行录》中的如实记载：“胡翼之瑗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胡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就当时政事，俾之折衷之。故人皆乐从而有成效，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读出胡瑗组织商讨的目的、依据、形式、时机、方法、策略、路径、效果，等等。从教育教学的角度看，胡瑗组织学生商讨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模式，还是一种教学思想，更是一种教育追求——让学生在商讨中学会商讨！这样，学生就会在商讨活动过程中，敢想、敢疑、敢问，想说、善说、乐说，互帮、互学、互促，活学、活用、活动……在这样的商讨活动中，学生才能够始终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才算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在于所谓的“多多益善”的“教”，而在于适时、适宜、适量的“导”。
其实，组织商讨不仅意味着胡瑗能够与学生平等对话，还意味着他能够解放自己和学生，让学生敢于解放思想，大胆解除束缚，持续推陈出新。胡瑗讲授《论语·子张篇》中的“子贡言夫子不可及”一句时，认为子贡的话说过了头，违背了客观事实，就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子贡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学于人，而后为孔子。”教学《论语·公冶长》中的“子路‘唯恐有闻’”，胡瑗没有一味泥古，抱残守缺，同样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非止闻夫子道，凡闻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一次考试，胡瑗出的题目是《颜子所好何学论》。不少学生的答案大同小异，胡瑗深感忧虑和不安。当看到程颐“正其心，养其性而已”这一新颖独到的看法时，胡瑗眼前一亮，赞叹不已，当即授予程颐学职。由此足见胡瑗对自立新解的欣赏、倡导与鼓励。
所以，“所谓解放，指的是要求学校教学尽可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强调学生个性的自我实现，使学生通过教育达到成熟，最终能够摆脱教育，从受教育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具有独立的人格以及独立的能力。”的确，如果没有“解放”，学生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死记硬背，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自然不可能产生新解；唯有鼓励学生不迷信古人，不迷信老师，不迷信书本，大胆质疑，才容易让学生产生新解、自立新解、新解更多、新解更优、新解更新，形成良性循环，助推学生掌握真才实干。
五、胡瑗“活动导学”的延展——注重娱乐，倡导躬行
胡瑗特别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并形成相应课程，让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陶冶情操，锻炼身体，愉悦身心，诱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正常、健康、持续、和谐发展，实实在在而又轻轻松松地实现寓教于乐的目的。《安定言行录》记载道：“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有法。先生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在太学，每次考试结束，胡瑗便“掌仪率诸生会于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显然，胡瑗是娱乐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更是参与者，完全成为学生中的一员，成为大家的好伙伴，令人惊羡。在读书人推崇并习惯于面对“青灯黄卷”而“皓首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社会中，胡瑗如此注重开展娱乐活动而且身体力行，与生同乐，显得尤为难得、可贵、伟大。在当今社会中，如果某些教师仍然习惯于将学生“关”在教室内，“拴”在书本上，“钉”在分数里，做出违背学生身心发育规律、有悖教育教学规律的事情来，应该感到脸上火辣辣、心中怯生生才是啊！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胡瑗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育教学还需要走出学校小教室，走向自然大教室，通过游学考察去师法大自然，拜读无字胜有字的自然大课本！《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记录有胡瑗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安定言行录》中记录有胡瑗在湖州州学任教期间，亲自率领学生到陕西潼关等地考察的具体情况：“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宗谅）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不难看出，胡瑗引领学生游学考察与一般意义上的游山玩水具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在于让学生“见人情物态”“考山川气象”“察南北风俗”——“以广其见闻”。细细想来，胡瑗引领学生游学考察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如有助于学生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形成合作、团队意识；有利于学生真正认识、了解自然，激发起热爱、利用、保护、服务自然的情感；有益于学生自觉走出狭小的教室，积极投身于大自然，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神奇、伟大，并开拓视野、开阔胸襟、开明思想……而这些，肯定是学生在教室里无论怎么刻苦学习都无法企及的！
综上所述，胡瑗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的“活动导学”思想熠熠生辉，至今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认认真真地学习、借鉴、运用并发展。我们始终认为，研究胡瑗，仅仅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他的方法，显然有悖胡瑗潜心教育、勇于改革、锐意创新等精神，也是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我们应当善于通过胡瑗的教学实践及教学方法，把握其教育思想的精华，不断实践，不断充实，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提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胡瑗教育思想的最好继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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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国，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教师，南通市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小学教學》特约编委，“活动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教育探索》《教学与管理》《语文教学通讯》等刊物发表论文380余篇。参与《小学语文备课手册》等16本教育教学丛书的编写工作。主持、策划或参与多项研究国家、省、市级教育教学科研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