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9篇

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9篇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和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续不断地与贫困作斗争并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

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和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续不断地与贫困作斗争并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目前，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接近完成。“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1］ 这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贫困治理的典范意义已经超越了特定国家和民族的范畴。回顾、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色和趋向，不仅能为2020年后我国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参考，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余年，是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七十余年，也是贫困治理的七十余年。七十余年来，我国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1949—1985年：救济式治理救济式扶贫是一种“兜底式”扶贫，主要采取给钱、给物的方式缓解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救济式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方式。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一阶段还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阶段。1. 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兜底式救助【收稿日期】2020-07-01【作者简介】孙照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历程、特点和趋向孙照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北京 朝阳 100101）【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我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救济式治理、开发式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四个阶段，呈现出人民性、渐进性、规划性、接续性等鲜明特点。从治理趋向来看，我国贫困治理经历了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内容从一维走向多维、方式从输血走向造血、对象从区域走向个体的过程和趋向，贫困治理越来越系统、全面、科学、精准。【关键词】贫困治理；新中国70年；中国经验；历程；特点；趋向【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0）05-0049-07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2020年9月第13卷5期Sept ，2020Vol.13，No.549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0.05.007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内部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外有帝国主义的孤立、封锁和禁运。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 ， 便 没 有 人 民 的 福 利 ， 便 没 有 国 家 的 富强。”［2］ 1080 当时采取的是以农养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也满足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突出的就是使本来就比较落后的农业发展受到资源制约，本来就比较贫穷的农村成为贫困的集中之地，本来就穷苦的农民成为贫困的重点人群。针对农民的普遍贫困，毛泽东提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70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构想。到1956年，有9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同年出台的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要对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社员酌量给以补助；对于老、弱、孤、寡和残疾社员，要在吃、穿、柴火、教育、死后安葬等方面提供保障，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这是我国五保供应制度的雏形。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社对于保障特困、极困对象具有一定的救济、救助意义。然而，这种“兜底”式救济并不能大规模、深层次地解决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7亿人，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2. 1978年以后实行的是体制改革驱动的普惠式救济以1978年发源于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契机和突破口，我国逐步取消了人民公社这种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过分单调的经营方式，并在全国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按劳分配制度、鼓励经营家庭副业、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等。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为农村的工业化和以后的扶贫开发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此外，国家还通过提高农产品收储价格、改革购销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使长期存在的工农“剪刀差”现象得到改善，通过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为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恢复设立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组织地位等具体措施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等等。这些措施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客观上产生了普惠式的减贫效应。（二）1986—2000年：开发式治理1982年底，国务院启动实施了“三西”（甘肃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开发计划。“三西”扶贫在开发式扶贫、区域性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等方面做出的探索，为后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发积累了丰富经验。1984年9月，在我国扶贫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 —《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下发，明确要求“纠正单纯救济观点”“纠正依赖思想”，提出“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4］539-540 兴办开发性企业、培养适应山区开发的各种人才等“开发式”扶贫的思想。1986 年，我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反贫机构—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 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1990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九十年代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请示》提出了90年代扶贫工作的新目标：在解决大多数群众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转入“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开发新阶段”［5］ 1385-1386 。1994年，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制定、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力争7年 （1994—2000年）

　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八千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并明确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贫困进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也标志着我国扶贫50

　开发进入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直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加剧的情况。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诸多优惠政策，对中西部省份通过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进行“定向帮扶”；加强贫困地区包括水、电、路、通信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落后面貌，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劲，“要想富，先修路”这一极富特色的口号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的；通过低息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对口支援、初小义务教育等措施，从人财物上给予贫困地区必要的援助。而且，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务向城市输出，农民收入增长，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内在活力和自立致富的能力。到2000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86年的13100万人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4%，我国率先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八大目标之首的“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目标，为全球反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三）2001—2010年：系统治理跨入新世纪，我国区域性贫困得以缓解，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而，扶贫工作也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精神贫困、代际传递等问题凸显出来。面对这些问题，2001年开始，我国启动了第一个扶贫开发十年纲要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继续强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出的“开发式扶贫”基本方针并做了补充和完善，增加了“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6］1877-1878等提法，这就意味着扶贫工作不仅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贫困地区进行综合开发，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且要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能力、提升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针对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协调区域发展的举措，也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协作扶贫的一种模式。为巩固温饱、推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采取了诸多可圈可点的综合扶贫措施，打出了一套有针对性的贫困治理“组合拳”。比如，2003年开始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预防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表明医疗救助纳入了贫困治理范畴；2005 年通过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2005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和2006年修订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于保障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规定，表明贫困治理越来越重视长期效应，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2004 年取消贫困县的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退耕还林计划和粮食直补、粮种和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发展、减少了贫困人口；2006年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实现了五保供养从集体福利、农民互助到由政府财政提供保障的社会救助的转变；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定，把扶贫开发与最低生活保障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上述一系列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项政策和措施的相继出台，表明我国贫困治理走向综合、系统治理之路。（四）2011年以来：精准治理2011年，国家酝酿制定了第二个扶贫开发十51

　年纲要 —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总体目标，将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提高为人均年收入2300元，并对“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做了具体规定，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2013年11月，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平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向全国人民做出了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郑重承诺。这就相当于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划定了时间表，也是对全国、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年均脱贫一千多万人，这在我国扶贫史上从来没达到的规模，在世界反贫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经过多年的贫困治理，剩余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时间之紧、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途径。“六个精准”是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是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是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次提出的，即根据贫困地区、人口的不同情况和现实需求，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等多种途径和渠道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六个精准”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明了努力方向，“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重在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7］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一起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2018年5月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又对未来三年如何实现剩余的三千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提出了具体要求，更加凸显了党和国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决心和信心。这一阶段，我国减贫工作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我国形成了系统的精准扶贫、脱贫顶层设计和科学减贫战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定力推动精准脱贫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层层立下“军令状”，强化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完善督查巡查机制及考核评价机制，有效解决了“假脱贫”“脱假贫”“数字脱贫”“被脱贫”等形式主义问题。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丰硕成果，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贫困群众的收入大幅度增长，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

篇二：中国以前的贫困与现在的对比

２０ 年第 ６ 期Ｎｏ． ６， ２０２０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Ｎｏｖ． ２０２０作者简介：

　李实， 江苏徐州人， 长江学者，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玉青， 河南驻马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庆海， 山东枣庄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１０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演化李　 实， 李玉青， 李庆海【摘　 　 要】

　２０２０ 年， 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基本消除， 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的终结， 中国的扶贫工作重心将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ＣＨＩＰ）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调查数据， 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并对缓解相对贫困的可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 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逐渐上升， 部分特殊人群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依然是相对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

　新农保、 最低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惠农补贴等政府转移支付对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一定作用。【关 键 词】

　收入差距　 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　 结构特征　 社会保障【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４５５（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３０－１３引　 言经过 ７０ 年的努力， 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 ２０１８ 年年底， 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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