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后，罗列其“所著各书”从《天主实义》到《圜容较义》计15种[9]。换言之，该书重在人物传记，书目只是作为传主生平事迹的一部分而被附录其中。因而，与其说是对“西学”的书目确认，毋宁说是对西方传教士（即所谓“道学家”）独立身份的确认。
《译书事略》忆及1867年，徐寿、华蘅芳“二君在局内为帮办之员，志尚博通，欲明西学”。又曰：“（徐寿）决意久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徐寿到局，旋请局中冯、沈二总办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因想一法，将西国要籍译出。”[10]他的《译书事略》正是以“将西国要籍译出”的“西学”书籍为主要对象独立编制的目录，从而也首次以书目的形式完成了对“西学”的确认：西学是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体系，“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皆非的论。姚名达尝曰：“此表（《西学书目表》）重西学而轻东学，其弊正与《日本书目志》之有东籍而无西籍相同。故徐维则又撰《东西学书录》……此外复有学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11] 1903年王景沂又有以“科学”命题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出版。这批中国人编撰的书目，其“西学”“东西学”“新学”“科学”名相变化的背后，无疑共享一致的学术认知：以正经、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四部并非唯一的知识类型，西学知识具有独立的价值及其合法性。可以认为，正是这批书目的前后继踵，“西学”才得以正名：西学不仅不再是“夷技”，甚至获得了深具褒义内涵的“新学”“科学”之尊号。
（2）中国人的“西学”创作
《译书事略》以翻译馆特定时间内译、刊的西学书籍为对象，但这批西书并非皆译自西人的西文原著。如表5所示，《译书事略》“所刊之书”中有5种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
表6所列7种文献是典型的“误翻刻书为译书”。其中，第十一种《数根开方术》是华蘅芳的个人著述，收入華氏《行素轩算稿》数学著作集。傅兰雅误作品集“行素轩算稿”为撰书人，误“华蘅芳”为译书人。第十三种《量法代数》是贾步纬的个人著述，“则梅山房”是其书斋名，今上海周浦镇有“则梅山房”（贾步纬故居）景点，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该书初版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书名页又题“周浦则梅山房数学”[13]，翻译馆翻刻于1875年，傅兰雅误“则梅山房”为撰书人，误“贾步纬”为译书人。《数理精蕴》即《御制数理精蕴》，清帝康熙编制于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元年（1723年）刻成。“该书汇集了自1690年之后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并吸收了当时中国数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14]。表6序号十八至二二计5种文献都是从《数理精蕴》中择取单行本翻刻而成，它们都不存在“贾步纬”作为译书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