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重要领袖，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陈独秀有过多次评价，这些评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转向。本文在系统翻阅相关文本后，根据这些评价的时间分布与内容侧重，将其划分为“新文化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失败前后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整风及党的七大前后”“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期。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背景分段探析，力求窥见相关评价转向之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陈独秀；阶段转向；评价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1-0041-05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颇受争议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曾多次论及陈独秀，相关评价在不同的时期有着较大的差异和转向。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对毛泽东相关评价的研究多以史实的罗列为主，且相对分散，体系庞乱。因此，本文依托《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的相关著述，根据这些评价的时间分布和历史节点，结合这些评价的内容侧重，从“新文化运动至中国共产党创立”“大革命失败前后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整风及党的七大前后”“新中国成立后”四个阶段简要概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相关评价，并结合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探讨转向之原因。
一、启蒙战士引领一代新风：陈独秀代替康梁成为毛泽东的楷模
通过文本检索，目前可查的相关评述始于1919年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于文末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同年，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称陈独秀与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等人首倡革新。[2]在1921年与挚友蔡和森的通信中，毛泽东再提陈仲甫，在称赞《共产党》旗帜鲜明后，用小括号再次补充“宣言即仲甫所为”（“宣言”应指陈獨秀撰写的发刊词《短言》）。此后近六年的时间中，几无其他评价，且上述评价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陈独秀更多的是钦佩和推崇。故而本文将新文化运动至创党初期划归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陈独秀何以成为毛之楷模，可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及二人的交集中找寻线索。陈独秀言辞犀利又善于利用舆论阵地开展启蒙与政治革命。1917年，陈独秀赴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借助北大平台迎来新的发展阶段。自1917年起，先后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词，推动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3]其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产生时空交错，两股运动日趋合流。此时陈独秀愈益关注时局，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1919年6月11日晚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入狱，各大报刊相继报道此事，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北京学生、上海工业协会纷纷请求释放陈氏，胡适、章士钊等也积极声援，陈独秀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极大提升，旋即赢得广大爱国青年的支持与推崇。
就毛泽东早年的生平经历和二人的交集来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跟随老师杨昌济阅读《新青年》，陈独秀很快便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毛泽东的楷模。[4]1918年—1920年，毛泽东与陈独秀三次会晤，其思想轨迹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积极从事湖南的建党、建团工作。而陈独秀这一时期也一直认可、支持毛泽东。1917年，陈独秀将毛泽东所撰写的《体育之研究》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1919年又再次刊登毛泽东所撰写的《长沙社会面面观》。1920年，毛泽东先后于北京、上海和陈独秀会晤，商讨组织“工读互助团”“改造湖南联盟”等计划，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指导。其后，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可见二人关系融洽，配合默契。[5]结合上述史实，也就不难理解新文化运动至创党期间陈独秀何以成为毛泽东的楷模，被毛泽东称为思想界的明星。
二、革命环境倒逼斗争意识：毛泽东与陈独秀分歧凸显，转向批判
1923年，毛泽东奉调参与党中央的工作，与陈独秀开始有了直接接触，但随着毛泽东对湖南农村地区的调研与分析，二人的思想分歧逐渐显现。直至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直指“领袖同志”的既往错误，认为自己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却对中央毫无影响。[6]1936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认为“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7]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中明确提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此后的三十年代中，毛泽东多次称陈独秀为“尾巴主义”[8]“投降主义”[9]“取消主义”[10]“反革命”[11]“绝对主义”[12]等。并在《矛盾论》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等的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13]尽管在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毛泽东直言自己彼时的钦佩。但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叙述，很难再见其他肯定之词，更多的是对陈独秀的负面评价。
大革命失败后及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发生了极大转向，由崇敬转为质疑和批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先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与国民党合作开展革命，其后又在险恶的形势之中应对国民党“围剿”和日军入侵。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外交人民委员会还是共产国际，对华工作的第一目标是自身利益。面对大革命失败的形势，斯大林转而指责中共中央违背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14]但此时中共实力羸弱，环境险恶，仰赖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援助，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思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了这一决定。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人数锐减，城市组织几近覆灭，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历经21个月之久的曲折谈判达成二次合作，但双方缺乏信任基础，国民党既想利用中共军队抵抗日本，又想伺机消灭中共。同时，就党内而言，还受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和王明右倾错误所困。因而铭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经验教训，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分裂，成为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策略重点。
这一阶段，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叛徒”“反革命”的评价背后，还有二人思想认识存在分歧等深层原因。二人裂痕大致始于1925年。②1925年11月，陈独秀拒绝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党刊《向导》上发表。其后又腰斩毛泽东所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拒绝讨论毛泽东关于加速开展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二人的分歧不断激化。[15]面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激烈反对，陈独秀试图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谋求农民运动的平稳发展，但在领导作风上表现出专断的一面。此外，陈独秀张扬的个性，敢于挑战权威的反叛性格既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青年共鸣，又致使他在其后的政治生涯中缺乏变通。大革命之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作出让陈独秀去莫斯科学习反省的安排，陈独秀拒不赴莫。“中东铁路事件”后，陈独秀连续三次向中央写信，批评中央“左”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陈独秀打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担任“托派”总书记，成为后来毛泽东指其为党内叛徒的重要依据，矛盾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著文立说，宣传抗日，党中央曾试图将陈独秀争取回党内，但需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自此，这种总体上的负面评价就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三、延安整风推动认识深化：对历史问题的审视与策略转向
延安整风运动及党的七大期间，是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相对集中的一个时期。毛泽东虽再提陈独秀在历史中的错误，但更多的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1942年，毛泽东先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中将陈独秀定性为“大不老实的人”[16]，但一个月后，却于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且不论“五四运动总司令”这一评价的正确与否，通观这时期的讲话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开始转向了正反两方面评价的阶段。[17]但直到党的七大前后，毛泽东才正式對处理陈独秀等历史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的“结论作得严重，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18]，“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19]。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及七大预备会议上，两次肯定陈独秀创党有功，认为陈独秀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20]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评价是相对客观、公正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历史问题的审视也与历史阶段和策略转向相关。20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同时并未放弃对共产党的夹击与对抗，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始终坚持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合作策略，重提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意在警示全党要保持两党合作中的独立性和警惕性，避免重蹈覆辙。因而在1942年中央学习组讲话中，毛泽东虽肯定了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地位和作用，但又认为“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21]。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相关评价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错误给党的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更没有忘记陈独秀加入“托派”后对党的集中统一组织所造成的破坏。
但历经数度革命实践的磨砺，毛泽东日益认识到要从思想根源上反思既往党的历次“左”倾及右倾错误。这一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开展党内教育，推进党的建设。[22]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避免主观主义，应当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客观原因，领导人物的错误也都是有客观原因的。延安整风后，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加之共产国际解散，为打破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到中共七大时，抗战形势日渐明朗，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党面临着团结各方的时代重任。因而在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集中地反思了对陈独秀等人历史问题的处理。1944年在《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反思了陈独秀错误路线斗争的失误，指明“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23]。其论述中更不乏对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和创党贡献的肯定，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延安整风等政治磨练，毛泽东对党内分歧和党的建设的认识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因而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陈独秀。
四、“左”倾惯性激化问题性质：毛泽东思想转变影响其评价侧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5年之后，毛泽东将陈独秀与党内叛徒、反面教员、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相挂钩，认为他同张国焘等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24]，属于“不可救药的人”[25]。结合相关评价的原文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将其与张国焘并提，言辞激烈之语多是指责其“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26]，“犯了路线、方向错误”[27]。但在谈及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时，其用语则由“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并亲自关照陈独秀后人。因而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侧重。[28]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主要集中于1955年之后。这一时期，国际与国内的重大事件都影响着毛泽东思想的调整与转变。国内而言，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国际层面而言，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弊端，加之冷战格局下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这一时期毛泽东看待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及次年的莫斯科代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将王明、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高岗等区别开来，把陈独秀和张国焘看作是和蒋介石、希特勒一样的反动派，认为陈独秀和张国焘搞分裂，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不同，属于反党性质。[29]1971年8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中再提陈独秀组织“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的历史，认为这一行径意在分裂共产党。可见陈独秀后期加入“托派”组织、党外建党的行径在毛泽东看来性质非同小可。
此外，毛泽东在领导中共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关于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的成熟思想理论，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发生偏差，毛泽东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问题上出现失误。[30]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将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当作是小资产阶级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代表，认为王明、李立三的问题是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并且指出党内存在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31]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我国发生陈独秀主义，其来源是国内的资产阶级。”[32]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坚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党内矛盾，且结构性的阶级分析逐步取代政治性的阶级分析。③
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指出，过早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意味着毛泽东对于革命方法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其不再以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是以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的任务，这种超阶段的革命导致了极左倾空想的错误。[33]面对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指责陈独秀为“机会主义”，认为“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看不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34]综上，对党内矛盾与斗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左”的思维惯性之下，往往使党内矛盾和斗争上升到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陈独秀作出“叛徒”“不可救药”的过激之论。
五、结语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同时又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35]因而本文以毛泽东相应文稿为依托，系统梳理毛泽东不同时期对陈独秀的相关评价，并结合相关评述的前后语境，对评价转向的历史动因进行探析。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及转向背后，既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与转变有关，也与不同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及策略转向相关。但“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运行”[36]，这一话题的研究远不应止于领袖人物的评判本身。毛泽东对陈独秀思想的吸收、超越与发展，对陈独秀其人的追随、审视与评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不断带领落后的近代中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与自我革命精神的微观体现。
注释
①在《中共党史研究应如何规范》一文中，杨宏雨教授通过考证指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实为张昆弟所言，并非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稿、文集后，发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最早评价载于1919年《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②《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自述：“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我们之间的斗争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这个时候”应是1925年，即陈独秀拒绝在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时。
③汪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提出“结构性的阶级分析”和“政治性的阶级分析”两大概念，前者是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来进行阶级划分，关注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后者是从历史变动的视野看待不同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复杂图景，不仅包含着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生产关系，也包含着未来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这一分析所关注的是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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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